第二十三章

　　歷史似乎在借助“義和團藥方”告訴我們，凡是大規模的群體性恐慌，往往與當局有意無意地控制信息有關。事情就是這樣，越是擔心真相的暴露會引發人心的騷動，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不安。當正式的渠道閉塞的時 候，人們對於各種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賴，從而導致小道消息乃至訛言被激活，群體在傳播和接受訛言的時候情緒相互感染，恐慌由此產生而且升級，直至出現危機。更加可怕的是，群體性恐慌所引發人們的緊張，使人們 會自動地尋求消解之道，緊張的情緒要有地方宣泄，不滿積聚要尋找替罪羊。這時候人們往往趨向於“做點什麽”，有點火星，有人刺激，就完全可能像潰堤壹樣形成騷亂，更不用說有人有意組織策劃了。

　　雖然，信息控制是傳統政治治理術的組成部分，但是某些聰明的統治者也知道，什麽時候能瞞，什麽時候不能瞞。在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波及每個人的時候，信息公開往往是化解危機的不二法門。因為公開的信息可以讓 人們知道如何規避危險，繞道而行，而反其道而行，則很容易使自己成為人們情緒激動後果的承受者。

　　義和團藥方的再現江湖告訴我們，人們在情形曖昧的危機時刻，其心境、情緒和行為大體上是相近的。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，正在流傳的藥方中有義和團的藥方，甚至人們可能並不真的相信這些中藥和藥方，可以治療今 日的非典型性肺炎。它的出現，不過是壹種人們在恐慌的時刻想要做點什麽的征兆。

　　時間雖然過了百多年，在觸及到人類最本原層面的時候，人的變化其實並不大。

　　廢科舉：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(1)

　　2005年是科舉廢除100周年。100年前，壹項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，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、袁世凱、岑春煊、端方等人壹攛掇，幾年前壹手埋葬了戊戌變法、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後下了壹紙詔書，就這麽完了。順手 翻了壹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、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，1905這年，關於廢科舉，居然壹字未提。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，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哇國裏，知識界看起來已經帖然接受了這個在後人看來幾 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。這個被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壹的科舉制，居然完結得這麽無聲無嗅，波瀾不驚，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，而且讓當時有點了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，驚奇之余，未免有點盲目樂觀，泰 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說：既然“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制度，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改革”(《清末民初政情內幕》)。

　　莫理循沒有明白，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制度變革，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，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。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，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，也斷不會如此迅速 ，更不會如此地朝野壹致。

　　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，只要國家出了問題，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，還是軍事上、制度上，甚至幹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裏有了麻煩，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，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頭上，打在士風或者學風上， 而最終又都反映在選舉(官吏選拔)上。自從秦漢創制以來，這種局面就形成了。選舉制度的幾次重大改革，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，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，以及中間小的變革，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，科舉考試內容 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等，無壹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。大抵自秦漢以來，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管理帝國，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雇員，形成了實際上的“半公司”架構，無論是追求效 率還是講求穩定，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，官吏的素質和能力，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“人治”的重中之重。這樣壹來，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“綱”，每次出了問題，大家就指望“綱舉目張”，壹抓就靈。

　　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，中國在應變方面的成績不佳，選舉制度自然難逃板子。自明末以來對八股制藝的批判聲，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壹連串敗績，越來越高。當然，壹般說來，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 ，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制藝的牢籠之中，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，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，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。不過，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此時的批判，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， 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——西方的學校制度。西方的節節勝利，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，很具有說服力。事實上，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，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， 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，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。這裏，人們不僅聽到了“破”的呼聲，而且看到了“立”的榜樣，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。這意味著，在中國歷史上，選舉制度的變革，第壹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， 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。

　　然而，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，在事實上跟科舉制度並不對應，至少不完全對應。嚴格來講，我們的科舉主要是壹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，屬於選官制度，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，學校制度(官學)日 益和科舉緊密地聯系在了壹起，成為科舉制度事實上的附庸。在明清兩朝，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，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壹個臺階——進學成為生員(秀才)。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制度，因為它事實上什麽都不教。不過，由 於科舉創制的時候，引述古義(周禮所謂的學校制度)所造成的先天誤會，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，因此，那個時候的人們，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，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，從 壹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制度來類比科舉，壹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。

　　其實，盡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壹起的，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，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，到了晚清時節，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壹段可有可無的闌尾。雖說各個府、州、縣都有學校，房屋設備齊全，但這種學校基本上 是不開課的，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。進學的實際意義，除了獲得參加進壹步考試的資格外，主要是為了擁有壹種初等縉紳的身份，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，並得到民間的尊重，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，其實是私學(各種名目的私塾)，真正的老師，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(盡管，在那個時代，人們壹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，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。 這是壹種人際關系的扭曲，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)。所以，實際上，西方學校制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系，而不是科舉制度。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壹詞的“廢科舉，興學堂”，按理應是“廢私塾，興學堂” 才是。雖然，廢科舉後，私塾也走向式微，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。